問責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很強的工作，不能泛化、濫用。一事當前，該不該問責、誰該被問責、怎樣問責、問責到何種程度，關乎問責的作用和實際效果，關乎黨組織的公信力。如果問責被當成無所不裝的“筐”，“一有錯就問責，一問責就動紀”，就會削弱問責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打擊干部擔當干事的積極性。

    2018年11月中旬，安徽省全椒縣發生“扶貧干部4分鐘未接電話被處分”的不當問責事件，一時間質疑聲、批評聲四起。由此可見，問責一旦被當成“筐”、離了“譜”，就會產生南轅北轍、適得其反的后果。

    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報告明確提出，“扭住主體責任，履行監督專責，實施精準問責，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簡單化。”問責被當成“筐”、離了“譜”等問題的發生，一方面，有思想認識上的因素。比如，有的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對問責的目的不是很清楚，簡單地把問責當成一種工具，想靠問責“包打天下”，工作推動中的問題、管理上的問題等，一股腦都拿問責來處理。另一方面，有工作方法上的因素。比如，僅僅把問責作為處理危機事件、回應社會質疑或應對各方面壓力的“緊急避險”舉措，沒有堅持依規依紀、實事求是原則，問責被異化為“滅火”“消災”“甩鍋”，這就偏離了問責制度設計的初衷。再如，一些基層黨組織在開展問責時不注重程序規范：有的不講程序，一些問題未進行充分調查、未核實清楚便直接作出問責決定;有的先行作出問責決定、公開通報，之后才啟動相關程序;有的采取紀律處分方式問責，卻沒有按照紀律處分程序執行。

    防止淪為啥都裝的“筐”，問責就要嚴格依規依紀依法，從內容到程序都不能離“譜”。須臾不能偏離的“譜”，就是黨章、問責條例、黨內監督條例、黨紀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和監察法等法律法規。問責條例第三條規定了黨的問責工作應當堅持的原則。這就決定了，問責必須從實際出發，嚴格依規依紀，切忌不論具體是非，一不高興、一拍腦袋就問責，甚至違反民主集中制，僅憑領導個人要求就官僚主義草率問責。問責條例還明確了問責是“追究在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中失職失責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的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這就意味著，問責的靶心是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和領導責任，問責的對象是黨組織和黨的領導干部，切不可偏移了方向、搞錯了對象。

    中共中央辦公廳前不久發出的《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要求，“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范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問責的嚴肅、規范、精準、慎重，體現在問責事由、問責對象、問責程序、處理依據等都要嚴格依規依紀依法，避免人為因素對問責決策的影響。為此，開展問責工作應當依規依紀依法開展調查，查明黨組織、黨的領導干部失職失責問題，綜合考慮主客觀因素，正確區分貫徹執行黨中央或上級黨組織決策部署過程中出現的執行不當、執行不力、不執行的不同情況，精準作出問責決定，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依據充分、責任分明、程序合規、處理恰當，防止問責不力或者問責泛化，實現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相統一，切實維護黨的問責工作的嚴肅性、權威性和公信力。(摘自中國紀檢監察報評論員 陳治治)